南开大学考研，南开大学考研分数线2023
他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本一介武夫，却让私立南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
他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也是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主导人物。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大家，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
他还是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南开先生”张伯苓。
张伯苓原名张寿春，表字伯苓，后来以其字行于世，幼时的张伯苓家境贫寒，父亲只能送他去上当地免费的义塾。但小张伯苓聪慧好学，用功刻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效力于海军。
甲午惨败之后，列强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威海卫服役时，张伯苓亲眼目睹威海卫短短两日内三易旗帜，深感到国家因贫弱带来的屈辱。他痛定思痛，认为海军已是报国无门，要改变中国的屈辱必须要改变中国的下一代，以教育救国。
退役不久的张伯笠，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1000两白银，建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作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届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之前说过的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后来庚子赔款的第一批留美儿童，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协助张伯苓开创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了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全中国都有名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第一批新生正式入学，这些新生中就有周恩来总理。
这一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社会民生凋敝，资金成为困难，南开办学经费短缺，处境艰难。
办学是一笔大资金，这笔钱张伯苓没有，学生们也凑不出来。为了生存，张伯苓周旋于军、政、官、商之间，他自称”化缘的老和尚”，四处募捐。
募捐也是一门学问。张伯苓敏锐地捕捉到了各方的心理。
民族资本家认为办学是义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捐助；当权者喜欢将子女送入名牌大学，乐意博个美名，他们也不会打压办学；对于军阀和政客，张伯苓只能舍下老脸，几次三番地去长谈，他们也为张伯苓的苦心感动，开始慷慨解囊。
南开大学得以在动乱中逐年扩大规模，全仰赖这位”跑断了腿”的校长。
正因为有了张伯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信念，当时已病危的江苏督军李纯，特意为此留下遗嘱，将四分之一的家产，一共五十万元，慷慨捐献给南开大学办学。
先后做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人也各尽所能，纷纷助上一臂之力，为了学校建设慷慨解囊。当时，为了创建南开大学，不管来者何人，张伯苓一律不拒，态度通达。
当时，被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想要捐献巨款，其他人颇有微词，但张伯苓却有意聘请他做校董。他解释道：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用粪水浇灌出来的。
张伯苓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个小树都像是在对我哭。”
但是，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告诉自己: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
在所有南开学子的心中，张伯苓像一座山，是泰山，永远都不会倒下！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伯苓对这些毕业女生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张伯苓常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编过一个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他曾为南开中学题词：“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洁；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张伯苓的理念是：“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张伯苓对风波的暗流极为敏感。从1930年开始，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东三省地理》的必修课程。
在1934年南开30周年校庆上，张伯苓正式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并解释道：”允公，是大公”，”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允能，是要做到最能”，”南开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而所谓的”日新月异”就是在勉励诸位师生”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允公之心，行允能之事，张伯苓毕生倡导”南开精神”凝聚在这八个字之中，饱含历史穿透力，历久而弥新。梁启超曾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西安事变以后，南开大学师生还相信蒋介石会抗日，南开大学师生发表通电，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伯苓说蒋介石这是“逢凶化吉”，特地召开庆祝大会，在会上张伯苓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对于周恩来，张伯苓感觉非常的自豪，当时他还把周恩来的相片放在了办公桌上，自己在旁边照了一张相。
对于日本侵华，张伯苓的抵抗态度异常的坚定，这一举动遭到了日军的疯狂报复，1937年7月29日和30日，日军对南开大学开始狂轰乱炸，美丽的南开成为了废墟，南开的损失占当时全国高校损失的十分之一。正在南京的张伯苓非常的愤慨，他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8月中旬，他召集南大的学生会负责人说，如今是抗日爱国时期，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为国效力，到八路军那里的话自己还可以通过周恩来介绍。南大有多位同学在张伯苓的介绍下加入了八路军。
与此同时，张伯苓的儿子战死的消息也传回来，张伯苓一时之间仿佛失去了所有支柱。他伫立在当地，久久没有说话，似乎没有一丝生气。
后来他突然开口：“死得好！死得好！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伯苓知道，国家想要存续，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正是他创办南开的初衷，当国家兴亡之际，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国家出力。自己的儿子又何尝不是其中一个呢，行路自此，自己只能向前。
随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的血脉得以延续。
1948年6月，蒋先生多次邀请张伯苓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写来亲笔信。
他无意从政，却盛情难却；于是答应蒋的要求，临时担任三月行政职务，期间也希望对方尽快寻觅到合适人选。
但张柏苓没有想到：他前脚离开南开，国民政府就免去了他南开校长的职务，以此逼迫他前往台湾。
被迫“晚节不保”的张柏苓，还是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后来蒋经国专门前来劝说，并留下一架飞机和大额支票；只要张柏苓愿意，随时可以飞到台湾。
张柏苓给出的回答是：“不愿离开南开，更不愿离开祖国!”
这个时候一封写着“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的信件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决心。
可是当他回到天津以后，南开大学似乎不再欢迎他了。他提出暑假去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可南开大学却没有答复，既不允许，也不拒绝，就这么晾着。
1950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举办46周年校庆，恰好这天下起了雨，张伯苓正准备去参加，儿子却拦住了他。儿子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张伯苓愣了一下，缓缓地说了一句：“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就在前一天，南开一位老师专门过来叮嘱张伯苓儿子，因为一些原因，让张伯苓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做了那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成了他洗刷不掉的污点。
张伯苓自然清楚，但也是无可奈何。
为了救国图存，终生投身教育，一辈子为南开付出的张伯苓。
令人难过的是，晚年的他到底是连南开大门都进不去。
甚至当年张伯苓去世之后，国外都有文章报道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但在国内几乎没有报刊报导，甚至参加他追掉会的人只有350人。
以至于追悼词中提到，他觉得自己是被南开厌弃的人，南开学校不认识他了。
早年张伯苓对南开多么热情，晚年的张伯苓就有多么酸楚。他生前遗愿：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南开校园。也被无情的驳回。
1961年，张伯苓夫人逝世。他们二人去世后，骨灰几经迁葬。1989年10月16日，张伯苓及其夫人的骨灰移葬南开大学，长眠于中心花园的青松翠柏丛中。
张伯苓和夫人的骨灰葬于张伯苓半身铜像后，周围有一圈围栏，黑色的雕像基座后面刻着张伯苓的生平。
坐落在天津和平区大理道78号的张伯苓故居，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为砖木结构的三层英式别墅，室内配有巴洛克式壁炉，装修讲究，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
201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诞辰140周年纪念日。南开大学举办了祭扫、座谈活动。
南开大学考研(南开大学考研分数线2023)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考研培训机构 » 南开大学考研(南开大学考研分数线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