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研313真题，历史考研313真题20211996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 名词解释（任择5题，每题5分）
1、殷墟（安阳殷墟）
商代晚期都邑遗址。是盘庚迁殷后商代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2、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详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作品。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作品。《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3、吐谷浑
吐谷（yù）浑（公元313年—公元663年），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藏族人民称之为阿柴。是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一个古代国家。
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因此被南朝称为河南国或河南。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青海、甘肃等地，与南北朝各国都有友好关系。隋朝与之联姻。被唐朝征服，加封青海王。唐朝后期，吐谷浑逃至河东，唐称之为退浑、吐浑。五代时期开始受辽国统治。其后人大多数已与各民族融合，少数没融合的为现代青海的土族。
4、侨州郡县
东晋政府为解决南渡的北方人口的户籍问题而推行的户籍管理政策。永嘉南渡的北方人口被称为侨人、侨户。为了控制侨人，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称侨州、侨郡、侨县，是为侨置。南方原来的郡县称为“土郡县”。初置侨州侨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方人和鼓励登录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侨置设立后引发了许多严重问题，诸如户籍混乱等，影响了财政收入。后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采取土断，将侨人户口编入土郡县。
5、淝水之战
东晋以少胜多，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魏晋时期东晋抵御前秦进犯的著名战争。公元四世纪下半期，氐族贵族建立的前秦逐渐强大，统一了黄河流域。383年，秦王苻坚强征各族人民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东晋派谢石、谢玄率八万北府兵迎战。双方在淝水决战，东晋要求秦兵略向后移，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半渡时猛攻,命令军队后退。晋军乘秦军后退时发起攻击，秦军由于军心涣散，大败而归。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
6、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7、会试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名目之一。所谓会试者，共会一处，比试科艺。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考试。会试在北京内城东南方的贡院举行。会试的主考官4人（明代为2人）称总裁，以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的官员，由部都请派充。
8、土木之变（土木堡之变）
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大举向内地骚扰。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亲征。被瓦刺军队包围于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刺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打死。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于北方蒙古势力不再具有压倒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二、简答题（任择3题，每题10分）
1、 何谓“十通”
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这十部政书的总称。
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专就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系统、全面而又概括地编撰成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史巨著，开创了史书的新体例。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1935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其中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有价值。
2、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1）职能。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参议国政，政事堂会议也成为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光宅元年（684年），裴炎为中书令时，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又奏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堂后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2）作用。唐朝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
3、元朝统一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王朝，从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开始，至1368年覆亡。元朝统一全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局面。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多个政权并存，互相攻伐，经济凋敝，交通阻塞，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元朝统治者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从蒙古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最后元朝把中国境内的不同政权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之内。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契机。
（二）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幅员之广袤、地域之辽阔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与唐、宋相比，那些鞭长莫及、只能设立羁縻州郡的地区，元时都悉数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的管辖之下，设立了行政机构。
（三）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由于政令统一、交通方便，辽、宋、西夏、金时的畛域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素无来往的各民族联系到了一起，为各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包括色目人、蒙古人在内的一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内地，有些汉人则到了漠北。这种民族迁移，终元之世也未停止。元代民族融合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四）扩大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由于元朝疆域广袤，交通发达，元政府又鼓励商人四海经商，因而外国商人来中国者极多。再加上元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这就给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等科学技术传入西方，阿拉伯、波斯人的天文、医学成就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他如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等，均可圈可点。总之，元朝是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王朝。
（五）元代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另外，在一些边远地方设立行省，如甘肃行省、云南行省、辽阳行省、岭北行省等，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元代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是省制的开端。
4、“嘉靖倭难”的前因后果
明朝建立后，厉行海禁，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它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问题。嘉靖二十八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的仓皇报告。嘉靖三十一年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 嘉靖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前期李光头，中期王直，后期张琏。如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领袖，由于要求通商不果，便抢掠浙东沿海，次年遭官军围剿，无处容身，逃往日本，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邸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王直的队伍中确有一批真倭，他们是受王直集团雇佣。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原因非常复杂。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其三，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冒充真倭上报。
由于倭患严重，明政府倾全力平定，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平倭战争宣告结束。然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是明朝政府逐步放弃了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去世，海禁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
5、明清小说的代表作举要
明代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着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着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人称“二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三言”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清朝文化专制的高压下，以妖狐鬼怪表寓意。《聊斋志异》文笔流畅，语言简洁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几百字的短文能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小官吏、劣绅、八股选家、斗方名士，兼及江湖侠客、卜医星相。在他笔下，“儒林” 围绕功名富贵而互相勾结、吹捧、敲诈，礼、义、廉、耻等一概“绝灭”。
曹雪芹的《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成书于18世纪，是一部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作，后40回为高鹗续写。《红楼梦》以描述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中心线索，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具体解剖了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及原因。它结构严谨，语言精练、清新，所描绘的各种人物情态如生，跃然纸上，《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三、论述题（1—2题必做，3—5题任择其一，每题15分）
1、 比较东汉、唐、明三朝宦官擅权及其特征。
（一）相同点：都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二）不同点。
（1）东汉宦官专权的特点是出现外戚、宦官交替掌握朝政的局面。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临朝听政，实际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
（2）唐代宦官区别于东汉及明代宦官的主要特点是宦官掌兵权。唐德宗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元和初年，宪宗设枢密使一职，以宦官二人充任。宣宗时出现了枢密院，枢密使下设枢密承旨，再下有枢密院史，各级机构已相当完善。中尉掌军和枢密掌政，为唐后期宦官专权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3）明代的宦官专权。一是明代宦官极端受制于皇权。与以往历代宦官专权不同，自始至终明代宦官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或者无意给予的，这也因此决定了明代宦官的权力无论多大都不能超越皇权，而是极端受制于皇权，始终都只能是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二是宦官权力的非法定地位。在整个明代，宦官的权力或大或小，都一直处于权力体系中非法定状态。
2、 唐以来我国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
中国古代中后期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线索是唐中期的两税法、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和清初的摊丁入亩。
（一）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 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
（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的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6）“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两税法的进步意义是“（1）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2）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3）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存在的弊病：（1）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2）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3）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
主要内容是：（1）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2）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3）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4）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由于赋、徭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三）摊丁入亩。清朝建立后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长期的战乱，再加上官吏和地主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将贵族、官吏和地主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困劳动者身上，政府面临“丁额无定，丁银难收”的尴尬境地。康熙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危机、减轻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数固定为征收丁银的常额，新增人丁永不征赋。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国丁银总额平均摊入田赋银中， 随田赋征收，称为地丁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行，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除奉天省外都实行了摊丁入亩。这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人丁税彻底被废除。
摊丁入亩是唐代两税法以来赋税制度变革的最终成果，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明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仍以田赋为最主要的税源，反映了其局限性。
3、 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明初朱元璋废除为止。
（一）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秦朝的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 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二）东汉设尚书台。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的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二千石。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
（三）魏晋三省六部制的萌芽。魏文帝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中书监、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预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预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的权力被削弱了。
南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在制度和用人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即把魏晋以来尚书、中书等中央官制进一步确定，并有所发展。至梁武帝时，中央的中枢权力机构大致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等组成。其趋势是，至南朝时，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已被划分为若干个，再无某一个机构能独掌大权。这对加强皇帝权力是极端有利的，也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礼、兵、刑、工等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刑狱，工部主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
（五）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六）元朝废弃以前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中央设中书省，中书令是虚衔，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之下，有右、左丞相，是实际的宰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及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另有侍郎为副，与尚书共同处理政务。
（七）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明初，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不久，太祖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丞相和地方行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4、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原始儒学，以《礼记》、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特点是重人事， 重伦理，讲“修、齐、治、平”。突出讲“道”，“道”是客观的外在的社会准则，强调“守道”、“志于道”。“德”是内在的品性，强调“据于德”。使“道”匀“德”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结合。这种理论符合当时氏族社会帮国分立的状况，“守道修德”、“专于道，据于德”。 总体而言，先秦儒学缺乏深刻的理论基础，孟、荀虽然提出了性善、性恶之说，但都较粗糙, 主要是利用类比的方法。
第二个阶段是汉唐经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把原始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其他各家 各派的学说结合起来，是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思想。有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把自然事物伦理化，成为神学目的论，基本精神是强调国家的统一，这与大一统的帝国实际是相一致的。缺点是神学目的伦，充满笼统、神秘和粗糙，西汉末至东汉发展成为迷信、繁琐理论。
第三阶段是宋明理学。代理人物是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也叫 道学（韩愈曾为儒学作道统），冯友兰主张称道学，又称“性命之学”、“义理之学”。理学注 重“义理”，具有哲理色彩，注重思辨，把儒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是在批判佛、道、玄学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核心内容是：“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5、明清时期君主专权
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扣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
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明清时期的无宰相制，大大强化了君权；
通过地方机构的改革，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同时，思想控制更是日益加强。皇权越来越尊，臣民愈来愈卑，这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演变的轨迹。君主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在明清建立之初，这种制度对纠正前朝弊政，提高办事效率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封建社会末期来说，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造成中外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君权的过于集中，又决定了皇帝个人品质对统治的制约。通常情况下，封建王朝前期皇帝比较勤勉，而中后期则相对腐朽。因此，封建王朝中后期则往往会出现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这正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一种负面影响。
1996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 名词解释（任择5题，每题5分）
1、殷墟（安阳殷墟）
商代晚期都邑遗址。是盘庚迁殷后商代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2、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详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作品。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作品。《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3、吐谷浑
吐谷（yù）浑（公元313年—公元663年），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藏族人民称之为阿柴。是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一个古代国家。
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后扩展，统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建立国家。至其孙叶延，始以祖名为族名、国号。南朝称之为河南国；邻族称之为阿柴虏或野虏；因此被南朝称为河南国或河南。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青海、甘肃等地，与南北朝各国都有友好关系。隋朝与之联姻。被唐朝征服，加封青海王。唐朝后期，吐谷浑逃至河东，唐称之为退浑、吐浑。五代时期开始受辽国统治。其后人大多数已与各民族融合，少数没融合的为现代青海的土族。
4、侨州郡县
东晋政府为解决南渡的北方人口的户籍问题而推行的户籍管理政策。永嘉南渡的北方人口被称为侨人、侨户。为了控制侨人，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了许多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称侨州、侨郡、侨县，是为侨置。南方原来的郡县称为“土郡县”。初置侨州侨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方人和鼓励登录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侨置设立后引发了许多严重问题，诸如户籍混乱等，影响了财政收入。后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采取土断，将侨人户口编入土郡县。
5、淝水之战
东晋以少胜多，击败前秦的重大战役，魏晋时期东晋抵御前秦进犯的著名战争。公元四世纪下半期，氐族贵族建立的前秦逐渐强大，统一了黄河流域。383年，秦王苻坚强征各族人民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东晋派谢石、谢玄率八万北府兵迎战。双方在淝水决战，东晋要求秦兵略向后移，以便渡河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半渡时猛攻,命令军队后退。晋军乘秦军后退时发起攻击，秦军由于军心涣散，大败而归。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后，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
6、庆历新政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景佑以后，宋夏战争爆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为克服危机，相继提出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他们提出十项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疏上，大部都被仁宗采纳，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但因新政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不久即罢。
7、会试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名目之一。所谓会试者，共会一处，比试科艺。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考试。会试在北京内城东南方的贡院举行。会试的主考官4人（明代为2人）称总裁，以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的官员，由部都请派充。
8、土木之变（土木堡之变）
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刺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大举向内地骚扰。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亲征。被瓦刺军队包围于土木堡，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刺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打死。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于北方蒙古势力不再具有压倒优势，而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二、简答题（任择3题，每题10分）
1、 何谓“十通”
十通，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这十部政书的总称。
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专就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系统、全面而又概括地编撰成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史巨著，开创了史书的新体例。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1935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其中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最有价值。
2、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1）职能。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共同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参议国政，政事堂会议也成为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光宅元年（684年），裴炎为中书令时，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又奏改政事堂之名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的办事机构，堂后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2）作用。唐朝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
3、元朝统一的意义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王朝，从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开始，至1368年覆亡。元朝统一全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的局面。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多个政权并存，互相攻伐，经济凋敝，交通阻塞，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元朝统治者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从蒙古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最后元朝把中国境内的不同政权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之内。国家的统一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了契机。
（二）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幅员之广袤、地域之辽阔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与唐、宋相比，那些鞭长莫及、只能设立羁縻州郡的地区，元时都悉数置于中央政府有效的管辖之下，设立了行政机构。
（三）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由于政令统一、交通方便，辽、宋、西夏、金时的畛域已不复存在，四通八达、遍及全国的驿站，把素无来往的各民族联系到了一起，为各民族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包括色目人、蒙古人在内的一批少数民族先后进入内地，有些汉人则到了漠北。这种民族迁移，终元之世也未停止。元代民族融合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四）扩大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由于元朝疆域广袤，交通发达，元政府又鼓励商人四海经商，因而外国商人来中国者极多。再加上元政府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这就给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等科学技术传入西方，阿拉伯、波斯人的天文、医学成就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他如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等，均可圈可点。总之，元朝是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王朝。
（五）元代的行省制，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另外，在一些边远地方设立行省，如甘肃行省、云南行省、辽阳行省、岭北行省等，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元代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是省制的开端。
4、“嘉靖倭难”的前因后果
明朝建立后，厉行海禁，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它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与海禁政策形成了强烈的矛盾。海上武装走私与海盗劫掠在东南沿海声势大盛。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批无业游民、渔民纷纷加入走私贸易队伍，成为社会治安一大问题。嘉靖二十八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起因于一时不明真相的地方官的仓皇报告。嘉靖三十一年明朝政府又在此设巡视大臣，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走私集团则采取武装对抗的态度，终于形成了所谓“倭患”。 嘉靖倭寇的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前期李光头，中期王直，后期张琏。如王直是徽州海商出身，经营海上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吞并了另一股海盗后，横行海上，成为海上走私集团的领袖，由于要求通商不果，便抢掠浙东沿海，次年遭官军围剿，无处容身，逃往日本，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邸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王直的队伍中确有一批真倭，他们是受王直集团雇佣。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原因非常复杂。其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人。其二，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其三，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海盗冒充真倭上报。
由于倭患严重，明政府倾全力平定，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平倭战争宣告结束。然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是明朝政府逐步放弃了海禁政策。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去世，海禁开放，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
5、明清小说的代表作举要
明代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着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着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人称“二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三言”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清朝文化专制的高压下，以妖狐鬼怪表寓意。《聊斋志异》文笔流畅，语言简洁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几百字的短文能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小官吏、劣绅、八股选家、斗方名士，兼及江湖侠客、卜医星相。在他笔下，“儒林” 围绕功名富贵而互相勾结、吹捧、敲诈，礼、义、廉、耻等一概“绝灭”。
曹雪芹的《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成书于18世纪，是一部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作，后40回为高鹗续写。《红楼梦》以描述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中心线索，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具体解剖了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及原因。它结构严谨，语言精练、清新，所描绘的各种人物情态如生，跃然纸上，《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三、论述题（1—2题必做，3—5题任择其一，每题15分）
1、 比较东汉、唐、明三朝宦官擅权及其特征。
（一）相同点：都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二）不同点。
（1）东汉宦官专权的特点是出现外戚、宦官交替掌握朝政的局面。东汉前期，皇帝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不使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和帝十岁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儿，太后临朝听政，实际是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因之往往形成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小皇帝多非太后亲生，年长之后，畏忌外戚的权势，怕被废黜，就以身边的宦官为心腹，伺机除掉外戚集团，宦官又掌大权。
（2）唐代宦官区别于东汉及明代宦官的主要特点是宦官掌兵权。唐德宗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元和初年，宪宗设枢密使一职，以宦官二人充任。宣宗时出现了枢密院，枢密使下设枢密承旨，再下有枢密院史，各级机构已相当完善。中尉掌军和枢密掌政，为唐后期宦官专权提供了切实的保证。
（3）明代的宦官专权。一是明代宦官极端受制于皇权。与以往历代宦官专权不同，自始至终明代宦官的权力都是皇帝有意或者无意给予的，这也因此决定了明代宦官的权力无论多大都不能超越皇权，而是极端受制于皇权，始终都只能是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二是宦官权力的非法定地位。在整个明代，宦官的权力或大或小，都一直处于权力体系中非法定状态。
2、 唐以来我国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
中国古代中后期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线索是唐中期的两税法、明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和清初的摊丁入亩。
（一）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 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
（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的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6）“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两税法的进步意义是“（1）此法把租庸调和各种杂徭、杂税合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2）此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3）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税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存在的弊病：（1）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2）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3）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
主要内容是：（1）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2）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3）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4）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由于赋、徭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减轻了人丁的负担。
（三）摊丁入亩。清朝建立后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长期的战乱，再加上官吏和地主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将贵族、官吏和地主负担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困劳动者身上，政府面临“丁额无定，丁银难收”的尴尬境地。康熙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危机、减轻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政府所掌握的人丁数固定为征收丁银的常额，新增人丁永不征赋。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的全国丁银总额平均摊入田赋银中， 随田赋征收，称为地丁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行，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除奉天省外都实行了摊丁入亩。这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此人丁税彻底被废除。
摊丁入亩是唐代两税法以来赋税制度变革的最终成果，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明清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仍以田赋为最主要的税源，反映了其局限性。
3、 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到明初朱元璋废除为止。
（一）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秦朝的中央机构采用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朝设左、右丞相，以右为 尊;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二）东汉设尚书台。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的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东汉初年，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千石；尚书仆射一人，秩二千石。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
（三）魏晋三省六部制的萌芽。魏文帝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中央官制的重要改变是设了中书监、令。新设中书以分尚书之权，是曹魏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的新措施，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萌芽。中书监、令以起草诏命的形式参预决策，他们权任极重，但资格较浅，君主容易加以控制。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参预决策的部分职权，使尚书台成为行政中枢，一般由元老重臣担任尚书令、仆射的尚书台的权力被削弱了。
南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在制度和用人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度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即把魏晋以来尚书、中书等中央官制进一步确定，并有所发展。至梁武帝时，中央的中枢权力机构大致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等组成。其趋势是，至南朝时，国家的中枢权力机构已被划分为若干个，再无某一个机构能独掌大权。这对加强皇帝权力是极端有利的，也为后来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礼、兵、刑、工等六部。吏部主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刑狱，工部主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三省的长官均为宰相。
（五）宋代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的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六）元朝废弃以前的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实行一省制，即设立中书省（又称都省）作为中央最高的行政机构，总理政务。中央设中书省，中书令是虚衔，由皇太子兼领。中书令之下，有右、左丞相，是实际的宰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及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另有侍郎为副，与尚书共同处理政务。
（七）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明初，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基本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不久，太祖朱元璋发现中书省的丞相和地方行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揽政，且欲谋反，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者处以极刑。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后，即提高六部的地位，委大政于六部，由六部分理天下庶务。由此六部尚书之上更无首长，六部各不相属，六部尚书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
4、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原始儒学，以《礼记》、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特点是重人事， 重伦理，讲“修、齐、治、平”。突出讲“道”，“道”是客观的外在的社会准则，强调“守道”、“志于道”。“德”是内在的品性，强调“据于德”。使“道”匀“德”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结合。这种理论符合当时氏族社会帮国分立的状况，“守道修德”、“专于道，据于德”。 总体而言，先秦儒学缺乏深刻的理论基础，孟、荀虽然提出了性善、性恶之说，但都较粗糙, 主要是利用类比的方法。
第二个阶段是汉唐经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把原始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其他各家 各派的学说结合起来，是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思想。有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把自然事物伦理化，成为神学目的论，基本精神是强调国家的统一，这与大一统的帝国实际是相一致的。缺点是神学目的伦，充满笼统、神秘和粗糙，西汉末至东汉发展成为迷信、繁琐理论。
第三阶段是宋明理学。代理人物是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也叫 道学（韩愈曾为儒学作道统），冯友兰主张称道学，又称“性命之学”、“义理之学”。理学注 重“义理”，具有哲理色彩，注重思辨，把儒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是在批判佛、道、玄学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核心内容是：“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5、明清时期君主专权
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扣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
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明清时期的无宰相制，大大强化了君权；
通过地方机构的改革，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同时，思想控制更是日益加强。皇权越来越尊，臣民愈来愈卑，这是明清时期君主专制演变的轨迹。君主专制统治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在明清建立之初，这种制度对纠正前朝弊政，提高办事效率方面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封建社会末期来说，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造成中外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君权的过于集中，又决定了皇帝个人品质对统治的制约。通常情况下，封建王朝前期皇帝比较勤勉，而中后期则相对腐朽。因此，封建王朝中后期则往往会出现统治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这正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一种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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