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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推荐序一

史志·史识·史心

千百年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有独立地、整体叙述国家进步的志趣和能力，所谓“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史家的风骨、视野和对历史本真的留存，成为中国记忆的一个重要部件。不过，自1644年明亡清兴之后的300多年里，除了顾炎武等极少数人，文人被“小学”彻底捆死，日日苟营于经学金石校勘的“乾嘉学问”之中。一直到“五四”一代，终于又出现了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大家，开始以整体叙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中国，他们还引入西方知识，发现了新的研究方式，那就是胡适、傅斯年等人所谓的“四新”——“新材料、新办法、新领域和新问题”。不过，由于身处乱世，他们的很多著作都是以讲义稿的方式草草地流传下来。这一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再次失传。

确切地说，一直到商业盛世的今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重新唤起了这样的勇气和抱负，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体叙述中国”将成为一个复兴的文化现象。

俞雷的这部《追寻商业中国》，就是这股新史家创作潮流中的一个显例，他试图以编年体的方式重新整体叙述过去30年的中国商业进步。

首先，我必须对俞雷的这次努力表示敬意。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愿意沉下心来，日日浸淫于史料之中，反复求证，剑及履及，这是需要极大的耐力和勇气的。作为他的一个同行者，我几乎能够体味到这其中的所有艰辛与寂寞。俞雷的工作聚焦于商业——如果更精准地说，是以市场营销模式及理念的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大量的细节构成了中国变革的长卷。他的文字清新流畅，很给人以阅读的快感，作为“蓝狮子”的出版人，我曾经出过俞雷之前的两部作品，而《追寻商业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提高。

其次，在通读书稿之后，我又必须说，俞雷在史料的挖掘和梳理上的确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被呈现了出来，其中不少甚至连我都是首次闻读。正如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所说的：“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俞雷的留存之功，当被记忆。

如何从史实中提炼出史识，是创作者共同的难题，这也是历史写作中最迷人的地方。所有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往往会陷入两难。谁也不可能自信地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代言者。历史确乎有它的必然性存在，而对历史的记忆又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同时则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轮回是存在的，而它的衍变又与人的自觉有关。而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我们有勇气突破前人、走向理性道路的前提。俞雷在本书中采用的方式，基本上秉承了中国史家“述而不作”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中，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海量搜索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事先对历史或是事件作出判断，我希望我的写作尽量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写作历史题材书籍的方法，也是先不预设结论，而是在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自然得出”。

最后，我对俞雷的治学价值观也颇表认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他力求对每一个史实采取中正的态度，不粉饰，不曲解，不夸大，不阿谀。而这一份“史心”是最为弥足可贵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就表达了对这种独立精神的推崇，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俞雷的这部作品也是一样，你或可以商榷于他的观点，或病垢于他的琐碎，但是，他的价值观却是强大而让人欣赏的。

勇于拓进的史志，敢于表达的史识，独立自由的史心，这是我从俞雷作品中读出的三个启迪。

我愿意与他一起共勉。是为序。

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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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推荐序二

推荐序二

回望80年代

有幸拜读了俞雷先生《追寻商业中国》第一卷“觉醒的时代”的初稿，恍若重回那激情飞扬的年月。

张秉贵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的绝活，丁允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为广告正名》，李谷一的《乡恋》，邓丽君的《甜蜜蜜》，刘桂仙刚开张的悦宾饭馆，沸沸扬扬的“官倒”风波……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纷至沓来的事件，在已渐渐模糊的当下，似乎又有了非常的意义。

作者采用一种编年体的手法，以一种外在闪回的视角，利用海内外当时公开的报道材料，把20世纪80年代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回到我们眼前。那原以为依稀模糊的记忆，竟然如此轻易地生动鲜活起来，原来不经意间，我们见证了历史，我们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生活还在继续，我们还要前行，前方——或许就在眼前，就有更大更猛的波涛扑面而来。伴着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的又一个经济调整期来了。这将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好在，我们已经有了30年的阅历。

30年阅历的第一页写着，危机就是转机，正如我们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30年前，10亿饥饿的中国人，怀揣着满腹的迷茫，尝试扭转自己的命运。生存压力逼迫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摸索和自上而下的肯定推广，开启了30年改革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如今，面临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我们不可避免会遭受冲击，我们需要做好“过冬”的准备，但也不必过分悲观。严峻的环境将激励人们创新的动机，形成进一步改革的契机，恰如30年前的危机孕育了改革开放一样。所以，很多时候，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企业的、个人的，其实那很可能是一个难得的转机。

阅读本书，你可以了解：改革开放总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的。一开始，我们对个体户和走街串巷的推销员看不惯，认为是“投机倒把”，还抓了一大批，包括温州的“八大王”；接着，我们对广告看不惯，日本精工表在北京站竖了块“北京欢迎你”的广告牌，惹来一位归国华侨写信向全国人大质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合资企业的事情也不那么轻松。1980年松下幸之助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国总理讲课，虽然其经营哲学和管理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因为种种顾虑，还要等到七年之后的1987年，松下电器才正式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书中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在大大小小的碰撞和磕绊中走过来的，可能这也正是渐进式改革的蕴意所在吧。

阅读本书，你会认同：改革总是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却往往会成为中断改革的口实。譬如1988年随着物价的双轨制改革而来的“官倒”问题。物价双轨制是在深受价格问题困扰之后，官方推出的政策，同一产品，例如钢材，可以有牌价与议价两种价格。然而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被人钻空子。为了获得牌价物资的优待，走后门、批条子、贿赂送礼，这种现象非常之多。一些人以牌价购进各项物资之后，转手便以市场价格出售，牟取暴利。官商串通一气，伪造进出单据，利用价格差中饱私囊之事，也时有发生，而此时可能物资还是原封未动。凡此种种，都是人为的牌价严重背离市场价格所致，双轨制价格体制几乎成为“走后门”和贪污腐败的温床。当时即有政界和学界的声音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价格改革，重回计划经济的轨道。

回望80年代，你或许会惊叹，摸着石头过河时不知不觉，被时代大潮推动着，随波逐流，如今靠岸、立定、回望，途中原来有那么多的急流险滩，也有那么多的光荣自豪和无可奈何。原来，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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