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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老人说：

1949年3月，四野主力还未南下，冀中地区从5个县抽调100多干部，到石家庄学习，准备南下接收城市。到石家庄集中的，还有山西和察哈尔的，男男女女，总共l千多人。后来出名的人物，华国锋是山西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周小舟是察哈尔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俩都到湖南了。赵紫阳也是南下干部，他走得晚，到广东了。

到邯郸火车不通了，就坐汽车、马车、牛车，那路牛车也走不了，就步行。那形势是喜人也急人哪。城市解放了，你还未到，都让部队在那儿忙活，耽误事儿，影响部队南进呀。

胡真一，黑龙江林口县人，1935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是著名的“八女投江”中8位巾帼英烈的战友。她离休前是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辽沈战役时是牡丹江军区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兼直属队指导员。老人中等个头，消瘦健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和邻居唠起来就是浓浓的四川腔了。

老人说：

辽沈战役还没结束，东北局就开始抽调干部，一批批南下接收城市。牡丹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大章是头一批，我和他的爱人孙明是第三批。到沈阳第二天，就让我带两个人去接管财政局下属的一家烟厂。

我懂事就抽烟，东北“三大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参加抗联后，打仗也缴获香烟，那时叫“洋烟”，抽不惯。这回，一下子让我管起几百人的“洋烟厂”，还有那么多机器。那之前．我只在家乡见过铁匠炉，打镶刀、斧头、锄头、马掌子，参军后只在抗联密营里见过缝纫机。

去厂里转一圈儿，就觉得这牙一阵阵疼起来，晚上左边嘴巴子就肿起来，嘴丫子也鼓起两个大泡―能不上火吗？

那时那人可不是给官就当，越大越好呀。

可你能讲困难吗？讲困难还能干革命吗？

那时就是三条：一肯干，二肯学，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这后一条最重要。只要想着人民，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拥护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沟坎。过去不会打仗，在打仗中学；现在不懂建设，在建设中学。用毛主席的话讲，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资本家厂长跑了，剩下个厂长助理，姓云，40来岁，懂技术，会管理。许多老工人告诉我，这个人不错，你可以用他，原来的厂长就靠他。我找他谈话，实话实说，我不懂生产，要拜他为师，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靠他和工人了。厂子搞好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他；他若是糊弄我，我也不客气。他说，胡代表，你放心，我拥护共产党，也爱这个厂子，厂子垮了，我也没饭吃。

这个人挺实在，也肯干，经营管理上有一套，那几个月没他还真玩不转。

一次从军管会开会回来，正赶上工人下班，在厂门口排长队。都是女工，两个年长的女工逐一搜身，从头摸到脚，手里的饭盒也要打开看看。搜完一个，放行一个。我看了一会儿，让那两个女工停下，强压住火气，当众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准对我们的工人搜身！

回到办公室，还未坐下，云助理颠颠跑来了，见我真火了，吓得站在那儿不敢说话。

我说，解放了，工农翻身了，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怎么还搞这一套，对工人搜身？这是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你懂不懂？

大冷的天，他脸上直淌汗，连说，懂了，这回我懂了。

真懂假懂，真不好说，但他肯定不是故意作对，让我难堪。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少有不搜身的，多少年了，都习惯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这样了。他像我一样，一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就把这事疏忽了。

我让他坐下，说：也怪我官僚，半个多月了，还不知道有这种事。偷烟丝不行，该罚就罚，屡教不改的可以开除，但不能搜身。今晚咱们核计核计，想想办法，弄出几条措施。还有，你再想想，明天咱们再找工人谈谈，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反正就是一条，过去资本家欺压工人的那一套，都得废除掉，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香烟原来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瞧这记性，刚才还在嘴边呢，就是个富贵，发财的意思。我说把它改了，就叫“解放”；“解放”牌香烟。

云助理寻思一阵子，说：胡代表，我觉得还是老牌子名气大，有市场。

开头，他对我言听计从，我说什么他都“是”、“是”。我说这不行，我是外行，生产技术上的事得多听你的，咱们都是为烟厂负责。说他几次，逐渐就放开手脚了，敢对我说“不”了。

后来，我们商量将以前香烟的牌子改为“解放”牌。顾名思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烟。

“解放”牌香烟很快就生产出来了，那天厂子里敲锣打鼓开庆祝会。那时陶铸是沈阳市委书记，一次开会还表扬烟厂，讲了两个“好”：落实政策好，恢复生产好。

两个月后，军管会把我调到一家油米加工厂。刚解放，市面上什么都缺，食油也缺。那厂子停产大半年了，设备残缺不全，挂满蜘蛛网，老鼠往人裤简里钻。又是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难得吃上三顿饭，也不觉得困呀饿的，那时那人劲头足呀，压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经打过长江了，沈阳市抽调100多人，有我一个，组织“东北干部大队”，由李大章带队，进关接收城市。之前已经抽调几批人进关了，也不知去了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坐火车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后车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经贵州遵义到了四川宜宾，把我和几个人留在宜宾，其余都分到川南了。

先让我到发电厂当军代表，接着是造纸厂、电池厂，打一枪换个地方。厂子恢复生产了，我就知道该换个地方了。那时最缺的就是干部了。前边部队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区都往刚解放的城市调干部，南腔北调的。东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厂多，有接收经验，受欢迎，到哪儿大都是骨于。那时最重要的是恢复生产，看你那儿机器转动起来了，赶紧给你换个地方。

1950年春，宜宾市成立工会，我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那时连放张办公桌的地方也没有。就我和一个警卫员，他挎支驳壳枪，我背支手枪，还有个文件包，里面有只刚刻的公章。一会儿这个厂子，一会儿那个厂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个地方，我们俩到了哪儿，人们就说“工会来了”。

张林苏老人的家，在武汉洞庭街61号，解放前为法国驻武汉领事馆。老人中等个头，穿件紫红色手织毛衣，文雅，娴静。客厅正中电视柜上方墙上，挂着她的丈夫刘惠农的遗像。刘惠农生前最后一个职务是湖北省顾委常委，武汉解放时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长、党组书记。

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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